琅琊榜游戏

《琅琊榜》中刻画出江左盟主梅长苏,忠肝义胆、侠义心肠的形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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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?子路》曾言“为君难,为臣不易”,意即君主与臣子在复杂多变的朝局中举步维艰,君臣关系在利益推演之间变化莫测。

若将宫廷视作封建统治的权力符号,君王则是至高无上、不可忤逆的集权中心,而居于从属地位的臣子,声名荣辱、生杀大权皆置于君王掌心之上,当猜忌掩埋信任、权欲胜过情理时,君对臣的贬斥、臣对君的奉献便会酿成人道悲剧。

《琅琊榜》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权谋纷争中,刻画出江左盟主梅长苏忠肝义胆、侠义心肠的精忠形象,在权力运作机制中与他者的相互制衡,融入平陈案、申旧怨、效君王、辅明主、斗奸佞、亲贤臣的艰辛历程。

《斛珠夫人》则将君臣对峙演化为一场情与理的困局,将金兰之交与君臣之义并置于天平的两端,令忠义与情义成为相互掣肘的两级,于进退两难之间达成对人道悲剧的洗礼与尊崇。

以德报怨:沉冤莫白的进谏之艰

人道悲剧在伦理文化的熏陶下呈现柔性特质,当君上遭受蒙蔽弃绝臣下时,臣子的悲剧便在卧薪尝胆的申冤之路中彰显的淋漓尽致,镌刻在文化印记中的忠君之道为此平添情感张力。

《琅琊榜》中梅长苏的悲剧,是通过梁帝在赤焰旧案中对他臣子身份的抛弃而显现的,梅长苏并未心生怨恨走上歧路,而是隐忍克制、以正义之姿揭露真相,又在战局动荡时大义凛然奉献生命,在道德教化与精神洗礼中凸显平冤昭雪、无悔报国的母题,于生死存亡之间阐释理想抱负的深刻寓意。

梅长苏与梁帝的君臣关系超脱于朝堂之上,牵扯到七万蒙冤而亡的赤焰军,承载了旧案真相与生命价值的厚度,为此,潜心蛰伏、静待时机是他在权谋斗争中的底色。

“权谋”的终极目的因人而异,多见于血腥和残暴的“阴谋论”,前朝臣子视之为结党营私、通达青云的阶梯,帝王之子视之为一步登天、九五至尊的荣耀,后宫嫔妃视之为富贵恩宠、光耀门楣的手段,皆为一己之私构陷旁人,丧失基本的道德准则。

剧中算计公主、围困卓家的谢玉,污蔑靖王、起兵谋反的誉王,助推冤案、勾结敌国的夏江便是典型,他们的为臣之道在于排除异己,其悲剧性结局无关社会环境与君臣之交,而是自食恶果的人性悲歌。

与之不同的是,梅长苏凭借“江左梅郎,得之可得天下”的传闻,以江湖谋士的身份进入京都,成为太子、誉王等人追捧的对象,其“权谋”之路一不为荣华厚禄,二不为封侯拜相,三不为恢复身份,只为遵从父亲遗志,查验冤情真相,规劝梁帝重审旧案,替祈王、林帅及赤焰将士讨回公道。

梅长苏隐姓埋名、重回庙堂并非是向梁帝复仇,而是以筹谋代替兵刃践行忠君之道,行审时度势、惩治奸邪的侠义之举。

“中国悲剧精神体现为一种浩然正气,一种铮铮铁骨,一种高风亮节,它不是引导人们对现实、生命、世界采取行动,达成新的理解,而是提供一种道德典范和人格榜样,影响人的道德情操。”

冤案平反后,梅长苏本可以云游四海,纵情于山水之间,而他却在边关告急之际力排众议,拖着残弱的病体挂帅亲征,带着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家国大义慨然赴死。

梅长苏因赤焰冤情而生,当冤案平反,他作为谋士的使命便宣告终结,在他放弃归隐、投入战争的那一刻,梅长苏已然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主帅林殊,在生命之末令保家卫国的丹心得以圆满,悲剧精神铸就于身份演化和人格张力中,拓宽了生命的厚度和理想的价值。

以身相替:赴汤蹈火的使命之苦

王国维形而上的悲剧哲学观中,“生活的本质是欲望及其所带来的痛苦,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生活之欲所驱使。”

由人与他者的矛盾所构筑的人道悲剧中,不仅体现出是非善恶、恩怨分明的两极对立,同时关注个体生存困境,将悲剧人物的本体欲求与他者阻碍的客观力量并置,揭示人在情、义、欲之间的复杂境遇。

《斛珠夫人》中方鉴明重疾缠身、至爱难守的悲情结局,源于他在义理与情感之间的徘徊,当血脉中的特殊基因成为扭转危局、报效君上的关键时,方鉴明陷入了情感与道德、理想与现实、表象与内心之间的博弈,命运的置换既是忠君爱国、成就大义的理想使命,亦是牺牲自我、摒除私欲的精神信条。

方氏一族世代以清海公的身份居于庙堂之上,不仅是辅佐明君、铲除奸佞的忠义之士,更是与帝王祸福相依、以身相替的莫逆之交。方鉴明承袭家族血脉,自降生起便注定要与君王仲旭建立血契,成为分担灾厄、以命抵命的柏溪,以一己之身完成家族对皇室的护佑使命。

方鉴明与仲旭自幼相伴长大,情谊深厚,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之时,他们跳脱出了君臣的主次关系,单以知己好友的身份相处;而当政变爆发、仲旭重伤之际,方鉴明便担负起为帝王抵挡灾祸、承担伤病的臣子责任。

“在两难的冲突中,最后总是以一己的欲望服从按天地法则而设的‘礼’。”为臣之忠、为友之义的沉重枷锁演化到极致,构筑了悲剧人物的主体性妥协,方鉴明以柏溪之术同仲旭缔结血契,以健康之躯置换伤痛之体,彻底沦为帝王的生命附庸。

“一悲彻骨的、生命的悲剧意识,是真实与命运无从把握的虚无感、幻灭感和荒谬感。”于方鉴明而言,柏溪之术所带给他的除了身体上的病痛外,更多的是行动约束与精神束缚。

首先是臣子身份的隐退,方氏血统的隐秘注定了柏溪之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,方鉴明也因此隐姓埋名,失去清海公尊荣的他,只得化身无名小辈方诸。其次是自我身份的隐形,为了平定叛乱、铲除异己,方鉴明以方诸之名成为羽林军统领,但为掩盖身份终日躲藏在面具之下。

最后是君臣之交的裂隙,方鉴明的粉身相救,无疑是将仲旭拉回爱妻亡故、至亲相离、旧友伤残的悲惨现实之中,万念俱灰的仲旭想要轻生,却因担忧柏溪之术会反噬方鉴明而作罢,只得在暴戾凶残、萎靡不振的自我折磨中艰难度日。

在这段因柏溪之术而捆绑的人道悲剧中,纵然“方氏血脉”是自然基因的调配,具有天道意志的宿命感,而方鉴明与仲旭并非困于天道、抗争无果的对象,两人的交错人生是因方鉴明位极人臣的本分造就的,他们的自由意志沉沦于肝胆相照的兄弟情意,却被瞬息万变的命运洪流冲散,映射出“悲剧性与主体性都是彻底的、一贯的。”

帝后之悲:位高权重的寂寥之姿

“后”原为帝王称号,王后在周代之前称为“妃”,嬴政统一六国、开创秦朝时,将“帝”定为皇帝尊号,“后”便被引申为皇帝之妻,《礼记?曲礼下》载道“天子之妃曰后”,赋予皇后崇高地位的象征。

政治属性上,皇帝君临天下,开盛世,护万民;皇后母仪天下,统后宫,平内事,两者内外相协,共创和平盛世。家庭属性上,帝后本是夫妻,应当琴瑟和鸣、伉俪情深,而当作为帝王的夫君认同权力逻辑、将妻子视为可供权势操控的附庸时,“皇后”宝座的万丈荣光之下,熄灭的是女子追求情爱的赤诚美好。

无论是《延禧攻略》中被框定在腐朽教义之下的富察?容音,还是《如懿传》中屡遭变故、心冷情灭的乌拉那拉?如懿,都是权欲滥觞中的牺牲品。生活中的悲剧因素“与真实的自我更相似,这种本质的悲剧元素绝不仅仅是由物质,也绝不仅仅是由心理组成。”

《如懿传》中由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变为相看两厌、情断长绝的乾隆与如懿,透过帝后情感关系的转变窥伺日常生活,察觉权欲、宫斗、专宠等社会性活动中渗透的疑心、嗔怪与背弃等消极色彩,于无声处直抵深沉生活的人道悲剧核心。

本剧借助如懿由少时至暮年对恋人精神画像的流变,“描写一个理想爱情世界的兴起、发展及最后的幻灭。”

论及人道悲剧发生的场域,“宫廷”作为专制集权的集散地,充斥着权术阴谋与人性私欲,婚姻不仅作为两相情好的见证,更是世家大族权力置换的条件,故而,当一方痴守情感而另一方醉心权欲时,理想世界中的地老天荒必然相去甚远。

青樱和弘历在少时相遇相知,酷爱戏文的他们如“墙头马上遥相顾,一见知君即断肠”那般纯粹,在远离权欲纷争的宫墙边上暗生情愫。太后为青樱更名“如懿”,“懿”字“一生一次心一动”的美好愿景是如懿为爱人忠贞不渝的信念,“如”字则预示了情意在时光流转中的虚妄幻灭。

参考文献

[1]程孟辉.西方悲剧学说史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9.

[2]曾庆元.悲剧论[M].陕西:华岳文艺出版社,1987.

[3]曾祖荫.中国美学范畴论??曾祖荫自选集[M].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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